史部。别史类
△世本
阅《间经堂丛书》中所辑《世本》，及雷氏学淇所辑《世本》。《问经堂本》云是钱氏大昭原本，孙冯翼更增辑之，孙氏星衍为之审定付梓，已极详慎，今以与雷本相较，则雷氏远出其上，不特所增几两倍，而证据精核亦复过之。孙氏先以《作篇》、《居篇》，次以《姓氏篇》、《王侯大夫谱》共四篇。雷氏分为七，曰《帝系》，曰《王侯谱》，曰《卿大夫谱》，曰《氏姓篇》，曰《谥法篇》，曰《居篇》，曰《作篇》，更为详晰，而次第亦较得宜。乾嘉间，东南名儒接踵，然北方之学，若雷氏者，孤学深造，绝无依傍，自辟蚕凿，正不得以家法少之也。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正月初一日
阅高邮茅雩水（泮林）所辑《世本》六卷，较洪氏饴孙本为谨严。前有自叙，考证甚密，颇言钱氏大昭、孙氏冯翼所辑之疏，又谓孙渊如所藏澹生堂钞辑《世本》二卷及洪氏所编《世本》四卷，外间俱未之见。江都秦嘉谟因洪书作《世本辑补》刊行，而所补者类皆司马迁、韦昭、杜预之说，注欠分晓，与《世本》原文相汨，转觉荡然无复疆界，泮林辑此与秦同时，云云。是序后题道光元年十月。案秦嘉谟补辑本自序，称原辑仅得六卷，复得澹生堂钞辑《世本》三卷，又于孙渊如观察处购得洪大令饴孙所编底稿十卷，较原辑增十之三四，爰延顾君千里详加校阅，其体例悉遵洪式云云。其后题嘉庆丙子九月。是洪书本十卷，今秦书亦十卷，近时吴中人皆言即洪氏书，秦实无所增加，而盗为已有者。据茅序则当时耳目所接，与秦同辑此书，而秦先刊行也。然秦书竟据《史记》及韦氏《国语解》、杜氏《左传集解》所言，以意增补，取盈卷帙，大非辑古佚书之体，茅氏讥其汨乱，荡无疆界，是也。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六月二十八日
△世本辑补（清秦嘉谟）
阅《世奉辑补》，江都秦嘉谟撰，共十卷。自序谓从孙渊如购得洪饴孙所编底稿增辑成之，又延顾千里详加校阅，体例悉依洪旧，搜采甚广，较雷氏孙氏两本信为咳备，考订亦详。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十二月初二日
△路史（宋罗泌）
阅《路史发挥》六卷毕。此书先为前纪九卷，纪初三皇及因提纪禅通纪，至无怀氏止。后纪十四卷，为禅通纪疏仡纪，述太昊至夏桀事。国名纪八卷，分列上古及三代至汉诸国，加以疏证。发挥及余论十卷，皆其辨论之文。《四库书目》谓其无益经术，有裨文章，诚为笃论。其引证浩博，议论爽劲，虽多用纬书道书奇诡之说，而要归于正理，盖病在喜出新意，而佳处亦即在此。精锐之识，时足以匡正前贤，惟好用僻辞古语，颇近于虬户筱骖；又枝说杂出，时失著书之体，谬悠不根之谈，亦往往而有，此学无师法之故也。曰《路史》者，取《尔雅》路训大之义。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初一日
阅《路史余论》十卷毕，略阅其《国名纪》一过。《余论》文章隽快，闲附孜证，俱不足为据。国名所系始末舆地，亦难尽凭，惟取其博奥耳。其前后纪少时皆粗涉之。予家向有明椠本，字画疏恶，又多谬误。先大夫一再丹黄之，多所是正，常以未得善本校勘为恨。今此本为乾隆元年长源后人所重刻，而鱼豕弥甚，几不可读。又于上方添载李蛰孙鑛陈继儒陈仁锡诸人评语，尤为可厌。篇中亦间附元明诸家之说。
三月初二日△东观汉记
阅《东观汉记》二十四卷，扫叶山房翻刻武英殿聚珍本也。《东观记》自明帝诏班固等撰始，至灵帝时蔡邕卢植等讫功，而献帝时杨彪复修补之，盖屡经名儒之手，至三续而始成，其难至是。晋时以《史记》、《汉书》与此为三史，至唐而渐佚，南宋而亡，学者憾焉。乾隆间，馆阁诸公，搜残拾坠，厘为二十四卷，稍存梗略，其功诚钜，顾考其中，范《书》所无者不过二十余人，亦鲜有事迹可纪。惟益州太守王阜事稍可录，而著其政绩之异，并无实事，但侈陈瑞应，殊涉浮怪，盖系其子孙家状，或吏民碑颂之词，全非国史之体，故蔚宗削之，但附见于《南蛮》、《西南夷列传》云：肃宗元和中，蜀郡太守王追为太守，政化尤异，有神马四匹出滇池海中，甘露降，白乌见，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云云。益叹范《书》去取诚为不苟，而蔚宗询千古良史，远非伯喈所能及也。其以王阜作王追者，案阜乃俗字，说文作自，大陆也；又自，小自也。自俗作堆，《仪礼》士冠礼作追，注，追犹堆也。《文选》、《七发》，腧岸出追，李善注，追亦堆字，今为追，古文假借之也。是盖王名本作自，传写者讹为自，世遂以阜俗字写之，范《书》则用古假借字作追耳。
《四库书目提要》，言章帝之诏增修群祀，杜林之议郊祀，东平王苍之议庙舞，皆一朝典礼之大，范《书》俱不详载其文。他如张顺预起义之谋，王常赞昆阳之策，杨正之严正，赵勤之洁清，概从阙如，殊为疏略。案范《书》、《章帝纪》，元和二年，已载诏曰：今山川鬼神，应典礼者，尚未成秩，其议增修群祀，以祈丰年，云云。杜林东平王之议，范《书》亦载其事与文，首尾略具。盖作史者但见其大端，已足以示后世，固不必一一详述之也。若张顺王常之事，《东观记》但于《光武本纪》中带叙一语，此则范《书》偶漏之者。然此等本不甚有关系，固亦易于忽过。惟杨正赵勤二人行事可述，似不宜阙，而二人皆止于功曹，亦尚非史册所必不可少者。且正祗一事，去之尤无大害，要皆不足为蔚宗病，亦读蔚宗书者所不可不知也。子故采其事，为补录于范《书》中，而纪其略于此，俾后之读者有考焉。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三月初五日
阅《东观汉记》四库本，其末载不知时代者二十八人。案冯模即冯鲂，杨乔见范《书》、《孟尝传》。（桓帝时人。）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五月十八日
△西魏书（清谢启昆）
阅谢蕴山氏《西魏书》，体例谨严，自为佳作，惜其纪传，疏略相仍，亦有彼此不相照应者，固由其时记载散亡已尽，别无他书可资掇拾，故其五孜，如礼乐刑法等，仅存大略。然细求之《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典》、《通孜》诸书，当有更可搜寻者。惟《封爵》、《百官》两表，最为精窍可传。其《历法孜》《百官孜》，亦补缀细密，至谓文帝以柔然告警，赐文后死，其英断有足难者，则大谬之言。魏之结援蠕蠕，本为失策，观其与邺中高氏交隙之故，利害已明，究之周武灭齐，何尝藉其犄角之力？文帝始则废贤后以结狄亲，继则因边氛以除故剑，忍心害理，冤酷异常！黑獭以操莽之姿，粉饰《周礼》，而令武王废其邑姜，请昏獯鬻，古今可耻，孰甚于斯！文帝逼于强臣，盖非得已，以此称之，无识甚矣。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十一月初一日
△东都事略（宋王偶）
点阅《东都事略》。宋制状元，多授将作监丞通判某州，如吕蒙正陈尧咨孙何李迪王曾蔡齐王拱辰王尧臣吕溱贾黯郑獬冯京等皆然。然亦有以它官为通判者，如宋庠以大理评事通判襄州是也，有授推官者，如梁颢为大名府观察推官，孙仅为苏州推官是也。吕蒙正对太宗言，臣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孜将作监丞大理寺丞光禄寺丞皆京官九品，故陈尧咨之兄尧叟亦以第一人授光禄寺丞，至南宋始授承事郎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为状元定制。而北宋时凡进士甲科，皆授将作监丞通判某州，或大理寺丞通判某州，如韩琦赵杨察等，皆第二人；苏易简李至赵昌言田锡宋浞周起李沆王随向敏中等皆仅甲科，而俱授将作监丞通判某州；王第二人，丁谓第四人，皆授大理评事通判某州；又李昌龄王化基夏侯崤温仲舒张齐贤冯拯李谘薛映孙刘敞等，亦皆以甲科授大理寺丞迩判某州；钱易亦第二人，授光禄寺丞通判蕲州；宋祁以第十人授复州推官。吾越如杜正献以第四人授扬州观察推官，陆农师以第三人授蔡州推官。（凡通判推官，皆带京官，史不言者省文。）可知甲科分授通判推宫，无第一第几之差，惟第一人至次科状元出，则入为史职，谓之对花召，是非第二人以下比耳。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正月初二日
点阅《东都事略》，王文穆丁谓南人多右之，盖以宋初北士甚盛而南少，两人又俱有文学，故论者颇左袒，然宝佥邪，不可掩也。文穆之倾赵安仁李宗譔甚可畏，不止轧寇莱公。谓之请刘后专政，罪尤大。然其贬也，乃以庇雷允恭擅移陵寝皇堂二十步，坐以不道，则转失其平。皇堂之移，欲利天子多子孙耳，而刘后欲并诛之，王沂公等亦以为意在无君，下流之归，亦已甚矣。当时如晏元献草葬李宸妃，志言其无子，仁宗语张士逊云，人言范仲淹尝欲乞废朕，英宗言入立时蔡襄有异议，使在汉唐之世，皆有湛族之祸，彼谐人者亦已太甚。然则谓明肃临朝时程文简尝献《武后临朝图》者，以文简为人大概观之，其事亦乌足信哉？
正月初六日
△隆平集（宋曾巩）
下午阅曾南丰《隆平集》。
自来文章家推欧曾二公有史材。欧公《五代史》及《唐书》，人已议其疏略；若南丰《隆平集》所载北宋五朝事，尤一意主简。至于诸帝，仅述其世次年岁，而另列名类以纪其事，虽落小样，然可为本朝臣子书美不书恶之法。
咸丰乙卯（一八五五）二月二十六日
△南宋书（明钱士升）
夜雨，阅朋相国嘉善钱士升《南宋书》，至鸡鸣方罢。钱公为崇祯朝贤相，亦以文名，而此书芜秽束冗，甚无端绪。叙事往往入鄙俗语，其论多以骈俪行之，亦有卑陋可笑者；而佳者尚可节取。于《张浚传》颇致贬辞。朱子与唐仲友互讦事，见仲友本传及《王淮传》，亦具有斟酌，是亦少有所见者也。
咸丰戊午（一八五八）十一月二十二日
阅钱士升《南宋书》。诠综杂糅，求简而无义理，所附传诸人，往往不成文法。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正月十七日
△南烬遗闻
阅《南烬遗闻》。此书述宋徽钦及郑后朱后北狩之事，污辱惨酷，非复人理。不著作者名氏，昔人多斥其妄。或谓其愤南渡君臣忘复仇之义，故作此以激之。然其中时地情事，触忤甚多，如当时人所作，不应谬妄至此也。书仅一卷，载二帝至五国城而止。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九月十七日
△大金国志（宋宇文懋昭）
阅《大金国志》。此书前人多疑之，余谓实伪作也，宇文懋昭之名亦是景撰，盖是宋元间人钞撮诸纪载，间以野闻里说，故多荒谬无稽，复沓冗俗；而亦时有遗闻佚事，为史所未及。其载世宗之荒淫，章宗之衰乱，世宗有元悼太子允升，因谋害晋王允猷事发叛亡，章宗诛郑王允蹈，后其子爱王大辨以大通节度使据五国城以叛，屡败国兵，及章宗母为宋徽宗子郓王楷之女，又有郑宸妃为宋华原郡王郑居中之曾孙女，皆委巷传闻，绝无其事。又载明昌二年三月拜经童为相，经童者，僧童也，是不知胥持国由五经童子科出身，但闻当时有经童作相、监女为妃之说，妄以经童为僧童，成作伪之显证。至谓元为鞑靼，其先与女真同类，皆稣褐之后，别有朦骨国亦曰蒙兀，在女真东北，人不火食，夜中能视，金末渐强，自称祖元皇帝，其后鞑靼乃自号大蒙古国。然二国居东西两方，相望凡数千里，不知何以合为一名？其语尤为荒谬，盖是南人全不知东北边事者讹传妄说，所云朦骨似即俄罗斯也。其言爱王构兵与北朝通，定约以国家初起之地及故辽封疆自沟内以北归之于北，沟南则为已有，累岁结谋用兵，爱王无分毫得也。章宗太和四年六月，爱王发疾卒，其子雄三大王立，北朝约以进兵，雄畏惧而从。疑当日西北有假郑王子孙之名，啸聚扰边，蒙古阴与之通，视衅而发，故一闻卫王之立，遂致兴兵入犯。此书与张希颜《南迁录》所以异说滋纷耳。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正月二十五日
△元史类编（清邵远平）
夜阅邵远平《元史类编》，其书虽笔力孱弱，然于旧史具有增削，断制亦多审当，采证碑志，俱凿凿可从，较之朱国祯《南宋书》周济《晋略》，固自远胜，与陈《续唐书》可相骖ほ，皆精于事例，劣于文字者也。《宋史》芜冗疏略，前贤迭攻，而徽钦以前九朝，尚有王僻《东都事略》一书。故邵二云欲修南渡以后作《南宋事略》，汔不能成。朱相国《南宋书》，至嘉庆初始出，乃或似小说，或似朝报，或似帐簿。《晋书》虽诸志多讹舛，又传中好采小说，为世儒所诟；然其文采不可没，论赞尤精深华妙。济改之作《晋略》，（济，江阴人，有名道光间。）则枯寂陋略，使当时人皆无生气。读未数传，令人欲睡，诚妄费笔墨者矣。去年予于吴门书肆，见有《西夏书》，忘其作者姓名。错杂宋事，不立纪传名目，不知其所终始。洪稚存曾著《西夏国志》，惜尚未见有行世本也。（按西夏书事，青浦吴广成撰，四十二卷，道光乙酉刊。）
咸丰庚申（一八六○）六月初七日
阅《元史类编》。《类编》采取他书，如《元典章》、《元文类》及各家文集说部，亦多矜慎。惟叙次冗漫，不知刊削，其间虚字往往有甚可笑者。予家有南沙席世臣所刻案山房《别史》五种，为《东都事略》、《南宋书》、《元史类编》及叶隆礼《契丹国志》宇文粹中《大金国志》。除《事略》外，四书多糅杂无次，纪载荒率。席氏又譬校甚疏，讹脱滋众，予甚嫌之，每以《事略》夹入为可惜。嗣得国初仿宋刻本，始大慰，而余史几屏不观。嗣阅钱唐梁玉绳《瞥记》，颇称邵氏之书，每足成一家学。丙辰长夏，复取观之，旋以事辍去，迄不细读。今重阅次其列传中补儒林文苑忠义及宋之降将，元末群雄，诚当矣；而忠义孝友节义俱杂编为旌德传，二字殊不古雅。又合叛逆僧道方技僭伪为杂行传，二字尤不伦。至如王文统虽以通李坛被诛，然其事暧昧：且为元开代宰辅，朝章国制，多瓶其手，是当入列传，而侪之铁失囊加台之列，误矣。扩廓即（王保保）虽跋扈拒命，然始终为阮功臣。其擅杀太原左丞孙景益及朝廷所置官吏，亦因扩廓方出师南征，而诸将李思齐张良弼等忽挟嫌拒命，据地反攻，其时奇皇后及太子以私憾扩廓不肯拥立之故，转右思齐等；又命其部下关保貊高合思齐等兵讨之，扩廓武臣，不忍委屈，遂激而为此。及擒关保貊高后，思齐一言谢过，遂即释然，卒为元死拒明兵。扩廓自大败徐达李文忠等十五万众于和林，明兵遂罕敢出塞。又从元主转徙金山哈刹那海以卒，妻毛氏殉，夫自经死，此岂得列之叛逆耶？明太祖亦呼王保保为好男子，是亦宜入列传，而置之叛逆，尤为失当。（按此处书眉有后注：李思齐后虽降明，然事迹皆在元末，又于元事最有关系，亦当立传。又陈友定尽节于元而不为立传；蔡子英之义不屈节，出塞从故主；王翰及伯颜子中之仗节而死：命院伯帖木儿、漳州路达鲁花赤迭里弥实与友定称闽中三忠，而皆不为立传，尤疏谬。）若李坛于宋则为干蛊之忠臣，于元自为叛臣。至毕雄中，若张士诚方国珍，皆就抚受元官爵，而士诚卒称王，国珍亦反覆，皆当与韩林儿徐寿辉陈友谅明王畛等另立僭伪传，而以士诚国珍居首。邵氏入之杂行，尤非。且杂行二字，自来史传中所无。欧阳《五代史记》创立杂传一门，以居长乐老一流人，固为诸入朝秦暮楚，无所附丽，不得已而创此格。今邵氏所列诸人，若叛臣、宦官，方技、方外、僭伪，俱确有名目，而设此无稽之名，又何为乎？其以太祖太宗定宗宪宗未一天下，目曰世纪，是矣。至世祖以下，则宜直曰本纪，而必遵其曾祖经邦《宏简录》之例，标曰天王，而不名本纪，岂知《春秋》书天王乃因周称王之故；元称皇帝，何有天王之称？《宏简录》中乖舛百出，本不足据，何必仿之以重其失耶？
元代屡罢科举，又有汉人、南人之分，（金地为汉人，宋地为南人。）汉人至中书平章，而不得为丞相，南人无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者。顾尊崇前代圣贤，及宋儒周邵而下，皆加封赠。文学之士，亦多加优礼。其待当世之儒，若许吴两文正，徵聘之虔，有过于汉世之待樊英，所谓筑坛设席，犹待神明者。故其一朝，文章风气，最为陵弱，而稍知翰墨者，无不立致重名。上者回翔台阁，王公俱敬礼引重，无敢猜害；次亦为行省行台州郡所邀致；贵家富人，倾筐倒屣，得其一吟一句以为荣。终元世百年，内难屡作，大臣往往致死，而文臣无敢加陷害者。其一朝独无文字之狱，非后世所可及也。
元武宗传位其弟，出于至诚，宋宣公以后一人而已。乃仁宗负心，立其子而出武宗子和世束（即明宗）于漠北；英宗复放和世束弟图帖睦尔于琼州（即文宗。）至泰定帝立，乃召还图帖睦尔，封怀王，妻以公主之女。是仁英薄于明文两帝，而太定以裕宗嫡长孙，英宗叔父，入继大统，伦序最顺，且有恩于文宗者。乃文宗得位，不追仇仁英，而甘心泰定，蒙以与弑英宗之恶名，殊不可解。又文宗崩后，丞相燕帖木儿固请立皇子，而文后不答失里氏力申先帝让国初意，必欲立明宗子，坚拒不从。乃以明宗次子懿质班在都，先立之。甫二月，宁宗殂。燕帖木儿复申前请，文后复不听，远迎顺帝于广西。是文后之贤，尤为古今罕有，其有于顺帝兄弟，可谓恩义深至。乃顺帝后至元六年，追发文帝弑兄事，撤其庙主，并痛诋文后，谓阴构奸臣，离间骨肉，罪恶尤重，徙置东安州，寻加毒害，并杀其子，可谓惨忍无人心者矣。夫明宗行在暴殂，事诚可疑，揆之人子不共戴天之义，固无所释仇；然其事隐秘，终无佐证。况文宗如果行此惨逆，文后必有微知其事者，岂有不惧其报复，而必舍己子，力拥立之，以速此祸。史谓燕帖木儿以明宗之崩，实与逆谋，故不欲立顺帝。果尔，则燕帖木儿时方以元功封太平王独为丞相，权势无敌，何不坚拥皇子以杜祸萌；且以此事微言之文后，以恐揭之，则宫闱亦必心动。而俱计不及此，诚不可解。予疑明宗之事，原不过疑案，顺帝欲实其事，遂附成诸臣与谋之罪，作史者循其闻见，未必深推当日之情事耳。然则武宗之公，文后之贤，皆贻大患，三代以下，诚不可以行古之道乎！《公羊》罪宋宣公为首祸，武宗行之而继败，先儒持议之苛，固有为而作者耶！近世孔广森谭轩氏著《元武宗论》，复申《公羊》之义，以文多不录云。
咸丰庚申（一八六○）六月初十日
复阅《元史类编》，其疏谬愈出，至叙次之沓冗，文辞之鄙浅，更不必言，《四库》不收此书，有以也。
七月初九日